【合肥日报专版报】“双新”示范领航赋能 县域中学蝶变新生

第三，这违背了三权分立下各政府部分的制度角色。

[22][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以行政行为的形式（手段）是否已经被类型化、定型化为标准，可以分为型式化和未型式化行政行为。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未兑现承诺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林明锵教授的观点与上述相近，其先以法律形式作为出发点，认为法律形式是指为达成行政目的，行政机关所拥有的手段。同样地，在讨论行政承诺型式化内涵的时候，之所以要求承诺的形式应该是书面的，不过是增加相对人预期和制度安排的明确与安定而已。后种观点见关保英：《行政承诺不反悔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并且未型式化具有相对型式化的优势，比如弹性、隐密性的行政指导，在有些时候它们更能达成行政目标。

认为行政承诺会缺乏对外的直接法律效果的观点也是不准确的，行政承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或改变了权利义务关系，何谓没有对外的直接法律效果呢？ 行政处分兼有外部和内部效力。某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承诺了16项便民措施：对违章停车、临时停车，经民警指出现场立即整改的，不予罚款。二奶将来也会结婚，当她结婚之后，难道依旧会认为这样的做法不讲理吗，二奶可以对判决结果不满意，但是她不能不认这个理。

[56]因此，就行政法而言，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行政法不应该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人们会对特定的合作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回报建立期待，这种期待被规范所认可确立后就成为权利，那些认可期待的的规则就是所谓的法律。在这些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他们把连续性的优长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可接受性是良法所具有的一种特征，不是一个特征，因为一种意味着种之下可能有多个属，所以，构成可接受性的基础可能是多元的。

是合作秩序，而非权利体系，才是评价法律制度的最高准则。[33] 3、可接受性：一种实践的智慧 也许有人会质疑我们这样一个以合作为基石的标准标准太玄乎，太过抽象。

[22][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 页。如果法律的制定缺少必要的操作性和合理性，导致法律制定与实施相脱离，法律难以遵循或执行，那么这样的法律就可以称之为脱节性恶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便宜原则是对现有大量存在恶法的一个有力的纠偏渠道，它使得执法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针对个案的特点，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从而避免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个案不公正，以提升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最终达到和谐官民关系的社会效果。符合事物的情理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行政决定应该获得大众的认可。

面对这样的矛盾和困难，青浦区领导干部认为：农民有屋才有家，必须解决好村民的建房问题。第二，如果在追究犯罪的刑事诉讼中都可以采用便宜原则，为什么在行政执法中就不可以引入？如果打击犯罪的活动中都可以采用便宜原则，为什么处理社会危害性小得多的行政决定之中就不可以引入？第三，在行政法中引入便宜原则并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59][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3 月版，第29 页。这一阶段性成就表现为：239 部法律、690 多件行政法规、8600 多件地方性法规、700 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30000 多件规章和海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个错误的执法活动污染的是水流，而一个错误的立法却会污染水源，大范围意味着我们可能要从源头上去寻找问题。如果一部法律是合理的，是可接受的，那么在执法就是展现法律合理性最好的平台，但是，如何法律的制定有欠合理，那么执法环节可以以一种成本最小化的方式来修复法律的可接受性。

如果我们准备捍卫法律的尊严一错到底，人们将在法律之外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其结果将是人们不但拒绝这样一种以法律名义出现的处理纠纷机制，甚至延伸为对既有的通过妥协而达成的具有法律合意和价值共识的制度性安排的权益归属的抛弃上，进而随着人们不断在法律管辖范围之外创造所有权，正规法律正渐渐失去其合法地位。目前，中国的行政法律体系中目前存在一大批脱节性恶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操作性的脱节性恶法。

法律的确定性要求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的因果关系是稳定的、准确的，但是立法者不可能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明确的行为方案，过分追求确定性必然导致不周延性，必然产生漏洞和盲区。可以说，中国行政法治的前三十年发展是一种外延式发展，突出的是量的发展。但2002 年8 月29 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60]《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中的滥用职权条款其实就是中国比例原则的法律渊源。中国的行政法治迈入可接受性的时代的关键就在于提高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可接受性。在1988 年出版的影响极大《行政法论》[41]中，行政法治原则被分解为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和应急性原则。

目前，中国的行政法律体系中目前存在一大批混乱性恶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某些法律规范彼此之间无法有效衔接，导致法律实施存在困难。即便是最高法院，也只有在拥有法律权威的时候，才能被视为拥有充分的授权对文化作出归制。

法律的力量之源是什么？是认同，是接受，这才是法律真正的力量之源，而这种认同和接受就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应该具有的可接受性。由于《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是铁道部制定的，所以旅客在列车上因为铁路方面责任死亡，只可获得4万元赔偿…… （4）脱节性恶法 张居正曾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这句被温家宝先生多次阐释的本土法谚启示我们：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31]显然，这一长期利益就是人与人之间稳定的合作关系。因为，量和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脱离了量单纯的谈质是无意义的。

四是吻合社会常识，即法律技术的适用于现实中人们的直觉、情感相一致。罗尔斯相信多元化的社会中有重叠共识和底线预期相信能够找到一种大家都认的理。因为，恶法至少胜过无法：恶法至少也是一种规则，而规则可以为人们的交往、社会活动提供稳定的秩序预期。[61]显然，这些适用条件过于具体无法作为整体性便宜原则适用条件的参考。

但由于法律追求普遍性，只注意到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往往忽略了对象的个别性，因此法律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可能会丧失个别正义。合法性原则的必要妥协不是应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许霆案和泸州二奶案中已经体现的十分清楚了。

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使法治有所希望。[32]从合作出发，我们终于为可接受性这一概念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基础，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构出一项客观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凡是有助于促进和扩大良性社会合作关系的就是合理的、具有可接受性的，反之，凡是不利于促进和扩大良性社会合作关系的就是不合理的、不具有可接受性的。

群即合作，人生不能无群的意思就是人类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进行合作。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快速和大量的立法是法治的的生命线所在。

[6][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7 页。2009 年7 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但是论者也许忘记了托克维尔的多数人暴政的告诫。更为可喜的是，虽然关于行政法治可接受性的整体描述性理论并未出现，但是在具体课题上深入研究已经初见端倪：有人从法律原则的角度研究行政法可接受性原则。

所以，通过法律制度为迈向可接受性的执法者和司法者形成一层保护罩就是十分的必要，这一保护罩就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在行政程序法中确立便宜原则。[52]参见洪家殷：《行政罚法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69 页。

便宜原则在《法律大词典》中被定义为：追诉机关对犯罪事实已明，而予追诉条件亦相符合时，仍得自由参酌情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之主义也。[15]孙光宁著：《可接受性：法律方法的一个分析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 页。

人类社会中的合作关系总是超过冲突关系，否则这个社会早已崩溃。第三，大量藏私性恶法 使得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立法活动沦为部门间争利的一场豪门盛宴，接受这样的法治将会严重败坏法律的名声。